科研工具，我更看好科学家创业！
2024年，在杨智玲组织的第一届华南仪器试剂联合会年会上，我第一次公开提到了我们在做股权投资这件事，而且明确了自己的偏好——我们主要投科学家创办的科研工具制造企业。
当时台下不少同行面露疑惑，甚至有人会后悄悄问我：“科学家创业，不是九死一生吗？那些专业投资机构都不太敢碰，你们怎么反着来？”的确，过去几年，市场上关于“科学家不适合做老板”的论调不绝于耳，技术领先却败于管理、产品过硬却输在市场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恰恰是这些教训，让我更加坚定地站在了科学家这一边。
Part.01
市场完成了残酷筛选
那些完全不懂或不遵守商业规律的早期科学家创业，都被市场狠狠地教育过了。
曾经，一位顶尖大学的教授带着全球领先的显微成像技术出来办厂，却因为不熟悉供应链管理，核心零部件到货周期毫无规律，导致交付一拖再拖；另一位生物试剂领域的科学家，固执地认为“质量好自然有人买”，几乎零投入做品牌和渠道，结果产品被大牌竞品淹没在货架角落。
这些“交学费”的故事，如今在行业里已是老生常谈。但正因为如此，今天依然活跃在科研工具赛道的科学家创业者，早已不是当年那批“技术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学会了看财务报表，懂得了股权结构设计，甚至能熟练地和投资人聊毛利率与复购率。
市场用最直接的方式，帮我们淘汰了最幼稚的玩家，留下的都是经过淬炼的实战派。这比任何投资机构的尽调报告都更真实、更残酷，也更有说服力。
Part.02
高精尖制造离不开科学家
科研工具这类高精尖的制造企业，必须需要科学家从技术和应用层面注入灵魂，纯粹的模仿已经走到了同质化的边缘，机会很少了。
放眼当下国产科研工具市场，移液枪、PCR仪、离心机等常规产品，几十个品牌扎堆混战，参数越标越高，价格越压越低，可用户真正在意的稳定性、耐用性和实验适配性，却鲜有突破性提升。
为什么？因为模仿者只能复制外观和基础功能，却复制不了科学家对实验痛点的敏锐洞察——一个做细胞生物学的科学家转型做活细胞成像仪，他会把载物台温度波动控制在±0.1℃以内，因为他自己就曾被温度漂移毁掉过三天两夜的实验；一个深耕蛋白质组学的创业者设计层析系统，会特意预留废液回收端口，因为他太清楚昂贵纯化填料的使用成本。
这些细节，不是市场调研问卷能问出来的，而是长年在实验室里被“折磨”出来的本能。
没有这种来自一线科研生命的“灵魂注入”，国产工具就永远只能在“够用”的水平上打转，永远成不了科学家口中“顺手”甚至“依赖”的伙伴。
Part.03
从“孤勇”走向“共生”
如今的科学家创业者，已经学会把商业运营交给专业合伙人，自己则牢牢守住技术和产品的主航道。
我接触过的优秀案例中，绝大部分团队都引入了具有产业或销售背景的联合创始人，负责生产、质控、渠道和售后，而科学家本人则聚焦于产品定义、技术迭代和应用场景拓展。
这种“科学家+企业家”的双核模式，正在成为一种被验证的有效结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也意识到科研工具国产替代的战略价值，纷纷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应用示范基地，为科学家跨过“死亡之谷”提供了实实在在的阶梯。
我们投资的一家细胞智能成像公司，早期依托香港科技大学实验室完成原理样机，再交由复旦大学与宁波的精密加工企业合作解决工程化难题，最后通过几家头部实验室的试用反馈反复打磨AI算法——前后用了不到4年，多个产品便进入了多个国家级平台，并在去年获得国资注资。
这条路径之所以走得通，正是因为科学家不再孤军奋战，而是嵌入了一个由资本、产业、用户共同构成的支撑网络里。当一个既能埋头攻坚、又能抬头看路的科学家，手里握着真正的技术壁垒，身后站着专业的运营伙伴，面前是对国产工具充满期待的巨大市场，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押注的未来。
Part.04
写到最后
最后我们致敬一下8月11日登录科创板的国仪量子，致敬一下科学家创业！
站在聚光灯最中央、接受全场注目礼的，正是这家公司的掌门人——出生于1992年的贺羽。今天，年仅34岁的他，正式收获了一个百亿市值的IPO，为自己和团队的多年坚守画上了一个耀眼的里程碑。
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九年前，彼时的贺羽还只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青涩而专注，常年泡在实验室里，师从中科院院士杜江峰。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学术报告会。会上，杜江峰老师讲起了一段略带苦涩的往事：当年团队为了购置一台进口电子顺磁共振谱仪，四处筹措经费，好不容易凑齐了钱，对方不仅态度傲慢、坐地起价，更过分的是，竟在签约前夕临时将报价从600万元硬生生抬高到1000万元。这个近乎荒诞的细节，像一根针一样扎进了贺羽的心里，也在那个瞬间，悄悄埋下了日后国仪量子这颗种子的伏笔。
